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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，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

最近，陆续收到醴陵友人寄来的一些关于醴陵的书，有刚刚出版的，如醴陵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纂的《南社中的醴陵人》，有之前出版的，如醴陵政协出版的《醴陵风物吟》，醴陵市档案馆编纂的《时光醴陵》，醴陵市文物局重印的《渌江书院志》，还有研究类的作品，如《渌江书院的兴盛与变革——清代地方书院运行实态》等。这些新书旧作，基本都是关于醴陵的文史作品，有助于“打开醴陵”，更多地认识一座城市。

不由想起，著名学者陈平原老师在《“五方杂处”说北京》中提到五种“打开北京”的方式，分别是旅游手册、乡邦文献、历史记忆、文学想象和研究方法。其中的“乡邦文献”，这些年我格外关注。所谓“乡”通常指小市镇或自己生长的地方，“邦”则指国家或地区。“乡邦”，意指本土、本地或家乡。?一般认为，“乡邦文献”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,同时也是研究地方历史、地理、人文、经济、风俗等方面的重要素材。

所谓“格外关注”，一则因为“重要”，从地方志书到家谱族牒，从非遗技艺到口述传统，“乡邦文献”甚至被称作地域文明的“精神基因库”，成为文化史、观念史、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像著名思想史学者葛兆光先生就非常看重，二则因为“欠缺”，在不少地区，对“乡邦文献”的认知还不够，有些停留在简单的整理阶段，相关的重视程度、财政投入和人才储备都远远不够，所以即便再“重要”，其内涵与价值还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

其实，对“乡邦文献”的重视程度，可以作为检测一座城市“烟水气”的标尺。而“乡邦文献”所释放出来的“历史厚度”与“文化温度”，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的重要来源。在我看来，类似《南社中的醴陵人》《时光醴陵》《渌江书院志》就属于“乡邦文献”的范畴，也是“打开醴陵”的一种重要方式。

如何运用这些“乡邦文献”，可以采用“九字法”：“重研究、谋转化、善赋能”。具体来说，就是重研究，专业挖掘与现场考察结合；谋转化，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接轨；善赋能，多元价值与现实场景融合。

一、正在“登堂入室”的“乡邦文献”

这些年，我四处调研，东奔西走，南来北往，去的城市也多，不管大都市还是小城镇，有一个体会，就是各地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在升温，尤其是一些县域城市。

比如，近年来醴陵重印的《醴陵县志》和《渌江书院志》，包括此次新出版《南社中的醴陵人》《时光醴陵》等，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颇见整理之功。

不久前我去苏州市吴中区参加“好评中国·苏州行”暨第20届红辣椒时评研讨会，在下榻的酒店里，赫然摆放着《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图志》这样的“图志”，也有“文旅资源手册”的《环太湖1号公路》，还有兼具“乡邦文献”色彩的《西山古十景：走进古人的“心灵原乡”》等。

比如陕西的留坝，去年暑期，“致敬国学：华人国学大典”走进留坝，在我参加“张良会客厅：在秦岭深处读懂中国智慧”期间，友人赠送一套“留坝文史丛书”（团结出版社），蔚为壮观，如当地县委书记在序言中所说，有文献整理的《留坝诗征》（上、下），《留坝文汇》，有盛世修志的《张良庙志》，有文物研究的《留坝文物》，有人物纪传的《留坝人物》，有风土记述的《留坝风物》，更有栈道研究的《留坝栈道》（上、下）。当然，也有介绍当地碑石的《留坝碑石》，还有研究当地文史的《留坝认知》。这些丛书，多为冯岁平、杨虎祺、何健等当地文人的编著之功。

去年我曾入住江苏省宜兴市龙山脚下的民宿“幸福人家”，在房间意外发现当地的“社区教育校本教材”《古韵湖?》，这是宜兴市湖?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与宜兴市湖?镇社区教育中心联合编印的，结合当地的著名景点如张公洞、善卷洞，玉女潭等，整理与之相关的诗词散文，平添许多亲近感，得以在山水之间一窥人文的底蕴。

此外，不少文史界的友人也多有在乡邦文献上着力之作，像安徽池州的学者尹文汉，组织策划点校《九华山志》，参与编著《皖江文化十讲》等；像江苏无锡的学者王永春，一己之力编著《无锡吴国历史编年》；浙江媒体人游海洪，策划举办“浙江诗词大会”，推动出版《浙路诗心：浙江诗路作品精读》。

而像江苏省聚力打造的“凤凰文库”，湖南省着力打造的“湖湘文库”，更是将包含这些“乡邦文献”在内的地方文史作品“集大成”。

诚然，现实中远不止这些，而“乡邦文献”的“登堂入室”，也是一个积极的风向标，寓意文化原生力的亮相。

二、重研究：专业挖掘与现场考察结合

“乡邦文献”的显著特点，就是原汁原味，保留着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录痕迹，很符合福柯说的“知识考古学”的范畴。

对这些“乡邦文献”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保护和整理，这是基础，也是前提。然后展开“研究”。就现实了解的情况看，不少地方主要集中在第一个环节，还处于正在整理，或者待整理。

像《南社中的醴陵人》，深入挖掘近代著名的“南社”，既系统整理“南社醴陵人”现象，又将相关研究成果一并整理。透过研究，会慨叹醴陵人的身影活跃在南社从成立到发展，从高潮到解体，从延续到结束的全过程，更会慨叹，醴陵人无论是人数，作品，还是影响力，在南社中都称得上一席之地，举足轻重，这些也可作为醴陵“拐点之城”的重要佐证。

像《时光醴陵》，虽书名貌似平淡，却对当地坊间流传的许多关键议题给予梳理答疑，比如明代地理笔记中的醴陵什么样？晚清民国文人笔下的醴陵城区什么样？湖南瓷业学堂、湖南瓷业公司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清民时期醴陵的“编爆史”（“鞭炮”的旧称）什么样？清民时期的渌江水运如何？清代之前的醴陵交通史如何“轮蹄络绎当要冲”？条分缕析，一目了然。

在与醴陵当地友人交谈时，朋友坦言说：“南社中的醴陵人，像宁调元、傅熊湘在我们这里很有名气，但是他们具体做过什么，大家又不是特别明了，很多人都讲不出一个所以然，也包括我在内。或者我们只知道个大概，但是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，我反复思考，为什么没有深入进去，确实与我们这边的人才储备达不到有很大关系。”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正如梁启超在《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》序言中说:“气候山川之特征，影响于住民之性质，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，衍为遗传。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，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。”“故同在一国、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，或其度不甚相远，其质及其类不相蒙，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。环境对于‘当时此地’之支配力，其伟大乃不可思议。”

《渌江书院的兴盛与变革——清代地方书院运行实态》，则是以渌江书院为案例，梳理其历届山长，探讨其生存的生态与机制。像《南社中的醴陵人》《时光醴陵》《渌江书院志》之类“乡邦文献”的价值之一，正在于“整理”基础之上的“研究”。通过“研究”，发现“文献”与“乡邦”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将这些“乡邦文献”纳入到现代知识生产体系，从“文化”层面切换到“文明”层面。

三、谋转化：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接轨

对于文史社科领域，长期以来有个痛点问题，就是“转化难”，既指社会效益，也指经济效益。其实，“转化”没有那么神秘，也没有那么复杂，主要是要从“传统”到“现代”的切换，贴近现实需求。

早些年我开始关注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文化古城，写作《北京城的守望者：侯仁之传》（2012年）的时候，偶然机会读到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出版发行的《北平旅行指南》，著者为马芷庠先生，经张恨水先生审定，于1997年重印，改为《老北京旅行指南》。张恨水在序言中说：“愚旅居旧都凡十五年，久苦于无此类称意之书，今君辑此，是先得我心也。”

就《北平旅行指南》而言，不但系统梳理各个城区的古迹名胜，还包括食住游览，旅行交通，工商物产，文化艺术，公共团体，社会公益。如此经过整理、研究，再行转化，不止张恨水“先得我心”，即便今日，对于那些欲游“老北京”的人来说，也堪称佳作。

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曾分析说：“以现代生活为一动态坐标，并把传统文化投射到坐标上来,看它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的影响、反应,以及出现的种种问题。”“现代中国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生活失调，生活失调导源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，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冲突中求适应，失调表示原有的生活方式难以适应新处境,于是造成个人解组。”（《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》）

确实，回到“个人解组”问题上，“生活方式”是焊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一个抓手。比如湖湘学者刘汉辉，熟稔诗词歌赋，深耕文房四宝，与地方文创深度融合，无论是“长沙百咏”，还是“湖湘四典”，都是对传统文化进行“转化”。比如岭南学者卢楚麒，醉心于传统服饰，深挖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服饰元素，从面料织造技术到传统纹样，再到形制设计，都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架桥铺路。

当然，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接轨，在现实中多了不少尝试，可以“转化”，也能够“转化”的还有很多。

四、善赋能：多元价值与现实场景融合

2025年，我在醴陵调研，走进创办于2015年的陶润会，它承续的是1905年瓷业先驱文俊铎的百年窑火，而文俊铎当年和熊希龄一起开瓷业学堂、办瓷器公司，这就是“文化传承”在为现实赋能。

“烧窑之工，别于制坯。非有经验，信莫能为。”“所惜窑工，不知科学。但恃运气，可为笑谑。”当傅熊湘在《瓷经》中的“经验之谈”，被印在醴陵陶瓷博物馆里，当他的这些“口诀”依然流传在匠人之口，这就是“乡邦文献”在为现实赋能。

“乡邦文献”的研究与转化，其最终目的是为地方发展赋能，促进文化传承与社会进步。相对而言，多元价值与现实场景相融合的赋能，难度最大，却也是效果良好的现实路径。

之前，对于“文化原生地”，或者说有独特“文化原生资源”的城市，我曾提出“七文十度”的思维模型，一方面，就像打靶一样，三点一线，“七文”相当于七点一线：文物遗址、文献资料、文化故事、文学传播、文旅生态、文脉传奇、文明精神。“十度”则是“金字塔模型”，分别为地理宽度、历史厚度、角色热度、人口密度、教育气度、传媒弧度、文化温度、治理精度、链接浓度、决策高度，这些又分为绝对优势、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。

采用这种“模型思维”，就在于经过研究、转化之后，需要“系统性赋能”。比如在过去十年，凤凰华人国学大典从无到有，从涓涓细流到水声东去，无论是故宫开讲，还是西湖对讲，无论是论道武当山，还是问佛九华山，无论是走进甘肃天水拜祖伏羲，还是走进陕西留坝纪念张良，不断在不同的文旅场景中“致敬国学”，不断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“重建斯文”，联动学界研究，携手地方政府，积极系统赋能，促进多元价值与现实场景的深度融合。

就醴陵而言，当本地人像熟悉邻居一样熟悉宁调元的事迹，这就是“研究”；当傅熊湘的故事可以进入课堂，他的诗歌可以被当地孩童朗朗上口，这就是“转化”；当熊希龄、文俊铎当年带领醴陵陶瓷创下的“国际范”，今天依然闪耀着陶瓷作品的光泽，这就是“赋能”。

我想，那样的话，《南社中的醴陵人》的意义早已超越这本书，成为“中国历史上的醴陵人”。

“乡邦文献”的秘密，潜藏于三重境界：搜罗其全，梳理其史，考订其实，谓之“研究”之境；勾连现实，营造现场，趋向现代，谓之“转化”之境；虚实结合，体用融合，中外竞合，谓之“赋能”之境。如此，“秘密”方能转译为“密码”，“乡邦文献”亦能彰显出文明之美。

“乡邦文献”的秘密，储藏在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中。当“乡邦文献”，转化为耳熟能详的歌曲，转化为喜闻乐见的礼乐，转化为家喻户晓的故事，登堂入室，融入生活，一地之生命力便在这“光影交错”的传递中生生不息，一地之软实力也便在这“形神兼备”的传承中绵绵不止。